上半年李迅雷经济:全面政策自由化稳步推进——两大难题亟待解决

来源:微信公众号李迅雷金融投资号:李迅雷0722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主席。在全球经济疲软和国际贸易争端不断的不利环境下,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达到6.3%。经济稳步发展,保持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这一成就来之不易。这主要是由于坚决推行减税和减费政策,改善金融环境和利率水平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总量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趋势稳定。虽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剧烈波动,更不用说像悬崖一样的下降了。

然而,从增长结构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些隐藏的担忧,需要在它们发生之前加以防范。特别是,我们应该通过现象观察自然,找出症状在哪里。

三驾马车是如何运行的?出口不疲软,消费分层,投资严重依赖房地产。自2018年以来,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大幅下降,经济明显放缓,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贸易逐渐降温。因此,整体外部需求正在减弱。

然而,贸易摩擦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后,该清单所列商品的出口都大幅下降。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累计增速分别下降8.1%和29.9%。

然而,就总量而言,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了6.1%,远远高于全球出口的平均增长率。此外,一般贸易的出口份额继续上升。私营企业的出口增长率保持两位数。对欧盟、东南亚等地区的出口增长率持续上升,反映出结构优化。

同时,1月至6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7.2%,反映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弹性。

包括出口在内的一些经济数据好于预期,这应归功于上半年继续推行减税和减费政策。例如,增值税从16%下调至13%,目前交通、建筑等行业10%的税率下调至9%,今年前五个月累计减免税费8930亿元,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提高。

此外,通过降低标准和公开市场操作,整体利率水平已经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但是,从第二季度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来看,下半年出口增速仍将面临下行压力。压力能否减轻取决于全球经济的趋势和贸易谈判的结果。然而,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基本确定,很难期望过高。

与外部需求不足的压力相比,我国经济中的内需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

近年来,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并正在与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模式趋同。

例如,在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中,消费的贡献率将达到75%左右,然而,2019年的消费贡献率将有所下降。

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88亿元,同比增长9.8%,令人欣慰。然而,单月消费量的回升主要是由于乘用车销量同比大幅增长17%(与国家标准6的实施有关)。据估计,汽车销售在未来几个月将难以继续表现良好。

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中心从9%下降到8.4%。社会消费品零增长率与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增长率高度一致。

然而,很少有关于社会零对增长相对较快的服务消费的统计数据。然而,从其他数据来看,服务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从3%左右下降到2%以下,服务生产指数从去年最高的8%以上下降到目前的7.3%,表明服务消费增长率也在下降。

虽然消费下降幅度不大,但今年以来服务和非食品消费下降相对明显,这与居民杠杆率上升有关,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抵押贷款余额保持快速增长。

此外,高端消费继续增强,而中低端消费减弱。

这似乎与居民收入结构的差异有关。

2018年,占全国人口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8%,但占全国人口20%的中等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仅增长3.1%。

例如,从今年上半年乘用车的销售结构来看,乘用车的生产和销售分别为997.8万辆和1012.7万辆,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5.8%和14.0%,但豪华车的销售仍在增长。

然而,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收入结构有所改善。

例如,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3281元,比去年同期的8.4%上升了9.0%。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5.8%。虽然降幅不大,但制造业下降到3%,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仅为5.7%。中、下游的低利润和贸易摩擦可能是重要原因。此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率仅为4.1%。

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仍为10.9%,已成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稳定的主要因素。根据我们的计算,在过去十年里,房地产推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

但是,这并没有考虑家用电器、家具等房地产的消费补充,以及房地产财富效应对经济带来的高端消费增长的贡献,因此房地产在刺激经济中的实际作用甚至高于这个数字。

然而,房地产伴随着资产泡沫的风险。房地产的短期刺激可以起到稳定增长的作用。从长远来看,房价不可能继续上涨。一旦下跌,风险利差将非常大,金融部门首当其冲。因此,今后主要经济部门应逐步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

分化趋势下的结构性问题仍需解决。如前所述,上半年的总体数据略有稳定,预计下半年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然而,实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的目标应该没有任何悬念。

在经济增长缓慢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过程中,各级经济都将出现分化。其中一些分化趋势是良性的,而另一些则不是。

例如,人口的集中正在增加,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虽然这将导致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和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但由于人口从欠发达地区或中小城市外流,不同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逐渐趋于平衡,从而缩小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看,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例如,日本的东京大都市区、韩国的首尔大都市区和法国的巴黎大都市区都占全国人口的20%-30%,但地区间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

我国也正在经历大城市化进程,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果。我们绝不能过分干涉所谓的均衡区域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验统计,经济密度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了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了一倍,利润下降了6%。

在经济向下增长的过程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节约生产成本,这个目标可以通过企业或劳动力的迁移来实现。

此外,还有许多非良性的“分化趋势”,如高端消费的繁荣和中低端消费的疲软,这实际上是居民收入的分化。

根据2018年的统计,占全国家庭人口60%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4.4%。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实际增长率接近于零。

因此,如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对消费主导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采取的减税和减费措施应该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增加居民收入。例如,去年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今年前四个月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增加了2143亿元的减税,预计每年个人所得税将减少约5000亿元。

然而,约5000亿元的减税对促进消费的贡献仍然有限,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有限。

因此,仍然需要采取更多的改革措施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或社会保障水平。同时,应采取鼓励消费等措施,降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企业部门也有分化的趋势。分工的主要因素是运营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因此,早在2016年初,供应方就开始了结构改革,取消了产能、库存和杠杆。

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大的经营压力,如更高的环保要求带来的更高的成本和更高的融资成本。

此外,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信用利差也有所扩大。例如,今年前五个月,私营企业仅发行了4000多亿信用债券,占信用债券发行的不到10%。

此外,私营企业的信用利差中位数在3%以上,而国有企业的信用利差中位数只有1.25%左右。

可以看出,虽然上半年国内流动性普遍充足,但流动性分层现象非常明显,进一步促进了企业间的差异化。

事实上,自2017年新资本管制条例加强以来,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张速度大幅放缓。尽管央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但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仍在继续下降。这显然使主要依靠非标准融资的私营企业难以改善其融资困难和昂贵的融资问题。

此外,自2019年以来,信贷扩张水平仍处于低位。

企业间的差异化有一个合理的方面,即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进行整合,这样可以降低各种运营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如南北车的合并、宝钢与WISCO的合并等。

然而,有一个不合理的观点认为,如果企业间的差异是由不公平竞争环境造成的,最终将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效率的下降。

例如,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难以维持,这是由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违反合同、拖欠账款或银行融资突然失败造成的。如果类似企业遭遇流动性危机,甚至倒闭,就有必要采取对策。

今年年初以来,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智慧。下半年,仍需继续降低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解决融资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发挥资本市场在直接融资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约占社会融资总量的15%,其中股权融资的比例仅为5%。

因此,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改革和开放来改善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

此外,在当前环境下,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非常重要,前提是汇率要打破。

然而,完全打破当前汇率是不现实的。恐怕我们还得努力改变全社会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融资观念”。

今后,经济政策需要集中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仍然稳定。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大多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如何处理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第二,如何平衡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驻地部门之间的内部关系。

首先,让我们谈谈第一个难题。

回顾美国在次贷危机后的所作所为:2007年后,美国优化了杠杆结构,因为企业和住宅部门的杠杆比率大幅上升并保持高位。因此,这两个主要部门在2007年后开始去杠杆化。与此同时,政府增加了杠杆率,以提振经济。

如果所有部门去杠杆化,整个经济将没有“接受者”,并将陷入债务通缩的困境。

自2018年初以来,供应方结构改革目标中提到的去杠杆化已改为“结构去杠杆化”。据我了解,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杠杆率仍然很高,需要继续去杠杆化。如果住宅部门的杠杆率迅速上升,就需要稳定杠杆率。政府部门还应增加适当的杠杆作用,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事实上,减少税费的原因是政府增加杠杆作用,即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债务水平上升。

例如,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4%,其中税收仅增长0.9%,支出增长10.5%。

根据我们的计算,即使考虑到地方政府近40万亿的隐性债务,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也不到80%,而美国的杠杆率超过100%,日本政府的杠杆率约为238%。

此外,美国和日本政府拥有的资产规模远远小于我国政府。例如,仅我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就达86万亿元(2017年数据),不包括政府拥有的行政资产、土地和自然资源。因此,我们的政府更有能力增加杠杆。

事实上,政府杠杆可以继续借新还旧,这可以缓解短期增长压力。

然而,目前,政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增加杠杆。中央政府的政府债券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非常低。

然而,许多地方政府正处于高负债率和支付能力不足的两难境地。

尤其是今年,在减税和减费的背景下,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将会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拖欠各种应付账款的情况。

因此,中央政府应在加强地方政府收支评估的前提下提高杠杆率。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平衡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驻地部门之间的关系。

在政府部门内部,实质上,主要任务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和财政权利不一致的长期问题。在短期内,如前所述,中央政府应该增加适当的杠杆。

其次,企业部门的平衡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实际上很难取得良好的平衡。毕竟,通过行政手段很容易解决平衡问题。

我们应该坚持中立竞争的原则,或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居民部门内部的平衡是第二大问题的核心,因为居民是实现从投资到消费的经济拉动的主要承担者。

住宅部门有两大压力。一是收入结构差异,这扩大了其他高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差距。这不利于消费的持续增长,因为中低收入群体是主要消费者,他们的收入增长正在放缓,这不利于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住宅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正在减少,居民收入增长率将继续下降,这不利于消费。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增长放缓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呢?对策之一是坚持住房不投机的理念,抑制住房贷款规模的快速增长。这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扩大居民财产的收入差距。同时,它还可以稳定预期,降低居民的杠杆率,使他们不再担心房价急剧上涨,从而减少投资、投机需求,甚至刚性需求,以提高居民消费率。

第二个对策是通过税制改革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但目前在经济低迷和私人投资增长的背景下,大力推进税制改革还不太成熟。

第三个对策是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我国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社会保障更加有信心,能够消费,敢于消费。

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转移部分国有资产以充实社会保障”的提法。2017年,有人提议将10%的国有股权转让给国家和地方社会保障试点项目。现在,建议全面推进。这是在减税和减费背景下通过股权转让弥补社会保障差距的有力措施。

然而,这一差距是否能够填补,需要仔细评估。

根据目前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额,未来可转让净资产规模约为9万亿元,实际补充效应高估。

根据去年颁布的《实施计划》,目前国有资产转移补充社会保障基本上只能获得企业股息和资本运营收入,但国有企业的股息率实际上相对较低。例如,2019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1638.11亿元,按10%计算仅为164亿元,对国家社会保障的贡献非常有限。

因此,我建议社会保障基金可以通过股权转让获得相关收入,这是弥补社会保障差距的有效措施。

同时,通过资金的使用,社保基金还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帮助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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